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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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荐人

姓名:余锋

法院: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部门:民四庭

电话:

余锋,男,1976年11月生,现任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199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云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1999年至今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部门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2003年5月任助理审判员,2007年4月任审判员,分别在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和云南省石林县人民法院挂职任副院长、审委会委员。   2009、2014年,昆明中院两次授予三等功;2005年荣获昆明中院首批审判工作突出贡献奖;2003年荣获昆明中院办案能手,2004年荣获昆明中院先进工作者,2005年荣获昆明中院办案能手;2003、2004、2005年、2014年所承办撰写的四篇案例入选昆明中院精品案例;所承办撰写的六篇案例入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及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2004年、2009年、2011年,所承办并撰写的判决书荣获昆明中院优秀裁判文书金银奖;2005年荣获昆明中院法官论坛演讲比赛二等奖;2015年所承办撰写的判决书荣获省高院优秀裁判文书;2017 年所承办并撰写的《云南冠通典当有限公司诉云南省昆明市国信公证处、江西省永修县公证处等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案》荣获全国法院系统2016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三等奖。

2 裁判要旨

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行为真实存在,应承担借款意思表示真实且实际交付款项的法定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待证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利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并适用证据规则,确认民间借贷行为是否真实。

3 自荐意见

4 推荐意见

本案系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真实与否的典型案例。审理的亮点在于:(1)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严格划分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准确认定案涉民间借贷行为并不成立;(2)本案对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的民间借贷行为中隐藏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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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鉴、李璐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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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民终90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鉴,男,198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璐,女,197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轩,男,197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理集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南涧县南涧镇金龙路82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轩。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集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民生街义生巷2号2单元3楼5号。
法定代表人:田元鹏。
五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功,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五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建文,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望安,男,196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建瓴,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段亚辉,男,195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原审第三人:魏超,男,198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上诉人杨立鉴、李璐、杨立轩、大理集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腾地产公司)、云南集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腾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望安以及原审第三人段亚辉、魏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民初9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及其与集腾商贸公司共同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徐国功、白建文,被上诉人彭望安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景建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段亚辉、魏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判决。期间,经当事人书面申请给予三个月调解时间,该期间依法扣除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彭望安的起诉;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彭望安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立鉴收到1000万元后按照彭望安指示转给了段亚辉和魏超,彭望安通过段亚辉和魏超收回了上述1000万元,彭望安未实际出借1000万元;2.录音材料与银行流水、借条相互印证,杨立鉴按照彭望安的要求转账给段亚辉和魏超,再通过段亚辉和魏超转款给彭望安及亲属,杨立鉴书写给段亚辉及魏超的借条是为了1000万元过账而进行的;3.一审判决仅凭彭望安提交的《还款情况统计表》就确认案外人郑雯向案外人彭丽月支付的款项是杨立鉴向彭望安的还款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4.《借款结算书》和《借款确认书》分别载明彭望安与段亚辉、魏超之间长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彭望安并未提交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转账凭证、收条等关键证据,仅凭书面结算凭证无法证实两份证据的真实性;5.案涉《借款合同》系以合法的借款形式制造民间借贷假象以获取非法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且彭望安通过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故意制造银行转账流水、虚增债务的方式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符合“套路贷”犯罪特征,人民法院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彭望安答辩称:1.案涉《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杨立鉴、李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彭望安提出借款,彭望安基于朋友关系与杨立鉴、李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彭望安出借1000万元,并由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彭望安实际向杨立鉴、李璐出借了1000万元,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自愿签订了《借据》及《还款计划》,且杨立鉴陆续向彭望安归还了部分款项,也印证了杨立鉴、李璐对借款事实的认可;2.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不完整、不清晰,转账记录杂乱无章,其企图以此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是不诚信的违约行为,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段亚辉、魏超的转账记录与本案并无关联,至于杨立鉴收到借款后如何使用,彭望安无从知晓,彭望安也已经举证证明段亚辉、魏超向其转款的行为均是用于偿还段亚辉、魏超向彭望安的借款,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对此不能提交确实有效的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3.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就应承担相应还款及违约责任,彭望安已经多次催促还款,但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只归还了小部分款项,损害了彭望安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段亚辉、魏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无书面陈述意见。
彭望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立鉴、李璐归还彭望安借款本金8540000元;2.杨立鉴、李璐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427000元;3.杨立鉴、李璐赔偿彭望安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220000元;4.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4日,彭望安(甲方、出借人)与杨立鉴、李璐(乙方、借款人)、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保证人)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借款项10000000元,转入借款人指定账户,乙方保证在2017年5月30日前分期还清借款(附还款计划)。乙方保证按还款计划归还借款,如果不能按期归还借款,乙方承担甲方追讨该借款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连带责任保证人及担保单位愿与乙方负责承担共同还款、追讨该借款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的责任,并抛弃先诉抗辩权。还款计划中记载:乙方从2017年1月开始每月归还欠款,1月归还700000元,2月归还5300000元,3月归还1000000元,4月归还1000000元,5月归还2000000元,在2017年5月30日之前,按合同约定10000000元借款,保证在计划范围内还清,乙方任何一期不能按时还款,则乙方余下应还款视为全部到期,甲方除有权追收乙方全部应还款额的同时还有权追收全部应还款的5%作为违约金。同日,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还共同出具了《借据》,对上述借款事实进行了再次确认。就本案借款事实,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陈述借款不真实,而是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为了配合彭望安制造10000000元的银行流水记录,其收到借款后,按照彭望安指示,将款项分别支付给段亚辉及魏超,由两人再将款项转回至彭望安处,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就此提交了杨立鉴及段亚辉、魏超的银行流水记录,其中显示:上述合同及借据签订后,彭望安于2017年1月24日分四次向杨立鉴支付5000000元,于1月25日分三次向杨立鉴支付5000000元,共计支付10000000元。杨立鉴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17年1月24日分94次,每次50000元,向段亚辉支付4700000元。段亚辉于同日分22次,每次50000元,向魏超支付1100000元,向彭望安分2次,每次50000元,支付100000元。魏超于同日分2次,向彭望安支付3500000元。2017年1月25日,杨立鉴分2次,每次1500000元向段亚辉支付3000000元,向魏超支付2000000元。段亚辉于同日向案外人彭丽月分6次支付5000000元,于2017年1月26日向彭望安分2次支付1500000元。魏超于2017年1月25日向彭望安支付3500000元,向案外人廖美琼支付3000000元。
关于还款情况,彭望安陈述自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6月1日,杨立鉴向原告共计还款2260000元,其中本金1460000元、利息800000元。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陈述,2260000元中的300000元系杨立鉴为了配合彭望安制造本案10000000元银行流水记录,按照彭望安的指示转款;1500000元系案外人郑雯与彭望安妻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剩余部分系案外人陈涛与彭望安妻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针对彭望安与段亚辉、魏超的债权债务关系,彭望安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段亚辉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借款结算书》,确认自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段亚辉向彭望安借款4000000元,月息3分,除段亚辉已付利息外,截至2017年1月20日,尚欠本金及利息8319973元;彭望安与魏超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借款确认书》,确认自2016年4月28日至6月16日期间,魏超向彭望安借款1615000元,月息2分,除魏超已付利息外,截至2017年1月24日,款项尚未归还。彭望安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为本案支付律师费2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彭望安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其已向杨立鉴、李璐履行了10000000元款项的出借义务,彭望安与杨立鉴、李璐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现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届满,对彭望安要求杨立鉴、李璐偿还借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金的确认,从彭望安提交的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借款合同》、《借据》以及《还款计划》来看,均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对借款约定过利息,而从彭望安自认的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已还款情况来看,也无法确认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按照口头约定在支付利息,故彭望安自认的被告杨立鉴已支付的2260000元均应视为对本金的偿还,杨立鉴、李璐现还应偿还的借款本金为7740000元。关于违约金,《还款计划》中明确债务人逾期还款应支付全部应还款的5%作为违约金,该约定未违反民间借贷中关于逾期还款利息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立鉴、李璐应向彭望安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387000元(7740000元×5%)。律师费,双方合同中对此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参照云南省律师费收费最低标准酌情支持130000元。彭望安主张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表示愿意对诉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对于保证期间并未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7年5月30日,彭望安应在2017年12月1日前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而彭望安是于2017年10月23日提起诉讼,法定保证期限尚未届满,故对彭望安要求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就其实际清偿的部分有权向杨立鉴、李璐追偿。杨立鉴、李璐抗辩其并未实际收到借款,诉争《借款合同》无效,法院认为其抗辩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杨立鉴、李璐陈述本案借款起因是应彭望安要求故意制造10000000元银行流水,但其对于彭望安基于何种原因需要银行流水,以及杨立鉴、李璐为何在于自身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增加巨额债务的情况下配合彭望安制造银行流水没有作出符合一般常理及正常逻辑的解释说明;2.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制造银行流水,那除了《借款合同》外,杨立鉴、李璐又出具《借据》、《还款计划》等材料,同时还另有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明显违背常理;3.从本案在案证据来看,确有杨立鉴收到款项后即时将款项转至段亚辉、魏超,段亚辉、魏超又将部分款项转至案外人及彭望安账户的情形,但一方面,银行流水所显示的转账金额无法与借款金额完全对应,另一方面,款项的流转还涉及到了除段亚辉、魏超以外的诸多案外人,而杨立鉴、李璐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段亚辉、魏超及案外人与彭望安的关系,在此情况下,杨立鉴、李璐陈述的按彭望安指示转款,款项已全部流转回彭望安处缺乏有效的佐证;4.杨立鉴、李璐就其抗辩主张,除了银行流水外还提交了录音材料,但录音材料无法确认形成时间及完整性,其中涉及人员众多,关键性的内容也没有得以清晰完整的反映,不能仅凭该视听资料就作为认定杨立鉴、李璐主张事实的根据,故杨立鉴、李璐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录音资料无法使人确信其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5.反观彭望安,其在提交了确凿、充分证据证实与杨立鉴、李璐签订的《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的情况下,还提交了证据证实彭望安与段亚辉、魏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段亚辉、魏超为何向其转款进行了佐证,相比杨立鉴、李璐的陈述及举证,彭望安所举证据证明力更强,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可能性也更高。因此,一审法院对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段亚辉、魏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鉴于本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立鉴、李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彭望安借款7740000元;二、被告杨立鉴、李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彭望安逾期还款违约金387000元;三、被告杨立鉴、李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彭望安律师费130000元;四、被告杨立轩、大理集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集腾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被告杨立轩、大理集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集腾商贸有限公司在实际承担了本判决上述款项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立鉴、李璐追偿;六、驳回原告彭望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1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杨立鉴、李璐承担69599元,剩余6511元由原告彭望安自行承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本院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对账,确认本案当事人就案涉款项存在以下银行转账行为:
2017年1月24日:
①彭望安于18:08向杨立鉴转账150万元;杨立鉴于18:09-18:27向段亚辉转账150万元(共计30笔,每笔5万元);段亚辉于18:22-18:35向魏超转账50万元(共计10笔,每笔5万元);案外人彭丽月于18:37向魏超转账100万元;魏超于18:39向彭望安转账150万元。
②彭望安于18:42向杨立鉴转账150万元;杨立鉴于18:43-19:00向段亚辉转账150万元(共计30笔,每笔5万元);段亚辉于19:01-19:06向魏超转账60万元(共计12笔,每笔5万元);案外人彭丽月于18:51向魏超转账140万元;魏超于19:07向彭望安转账200万元。
③彭望安于19:09向杨立鉴转账150万元;杨立鉴于19:10-19:25向段亚辉转账150万元(共计30笔,每笔5万元)。
④彭望安于19:28向杨立鉴转账50万元;杨立鉴于19:29-19:31向段亚辉转账20万元(共计4笔,每笔5万元);段亚辉于22:04-22:05向彭望安转账10万元(共计2笔,每笔5万元)。
2017年1月25日:
⑤段亚辉于9:51-9:53向案外人彭丽月转账350万元(共计4笔,前3笔每笔100万元,第4笔50万元);案外人彭丽月于10:25向魏超转账350万元;魏超于10:26向彭望安转账350万元。
⑥彭望安于10:28向杨立鉴转账150万元;杨立鉴于10:35向段亚辉转账150万元。
⑦彭望安于10:40向杨立鉴转账150万元;杨立鉴于10:41向段亚辉转账150万元;段亚辉于10:43向案外人彭丽月转账100万元、于10:44向案外人彭丽月转账50万元,共计150万元;案外人彭丽月于10:51向彭望安转账150万元。
⑧彭望安于10:53向杨立鉴转账200万元;杨立鉴于10:54向魏超转账200万元;魏超于10:56向案外人廖美琼转账200万元。
2017年1月26日:
⑨段亚辉向彭望安转账150万元。
另确认,2017年1月25日,案外人郑雯于11:06向杨立鉴转账100万元、于11:07向杨立鉴转账50万元,共计150万元;杨立鉴于11:08向彭望安转账150万元。
还确认,2017年3月10日,杨立鉴向彭望安转账5万元;2017年3月13日,杨立鉴向彭望安转账10万元(共2笔,每笔5万元);2017年3月16日,杨立鉴向彭望安转账10万元;2017年3月27日,杨立鉴向彭望安转账5万元。
再确认,案外人廖美琼与彭望安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彭丽月与彭望安系父女关系。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彭望安与杨立鉴、李璐之间是否存在1000万元的借款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中,杨立鉴、李璐对收到彭望安银行转账10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其在收到该1000万元后已按彭望安的指示通过段亚辉、魏超回流至彭望安处,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真实。
其一,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提出双方并不存在1000万元的借款关系,而是因其向彭望安另行借款300万元,彭望安要求其配合制造1000万元的银行流水,其才出具了《借款合同》、《借据》及《还款计划》,尽管彭望安确实向杨立鉴转账1000万元,但杨立鉴在收到款项后马上就根据彭望安的指示将款项转给了段亚辉和魏超,最终款项又通过段亚辉和魏超全部回流至彭望安及其家人的银行账户。彭望安则主张其与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及《还款计划》合法有效,其已于2017年1月24日分四笔向杨立鉴转账500万元,于2017年1月25日分三笔向杨立鉴转账500万元,已经实际履行了向杨立鉴、李璐出借1000万元款项的义务。经本院依法审查并组织双方对账,彭望安所主张借款发生期间即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所涉及的转账行为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从转账金额来看,彭望安分七次向杨立鉴共计转账1000万元,杨立鉴收到上述1000万元款项后向段亚辉转账770万元、向魏超转账200万元,合计970万元。即杨立鉴将其收到的彭望安转来款项绝大部分款项都转给了段亚辉、魏超。二是从款项流向看,以彭望安及其女彭丽月处转出的款项作为流向起始,以彭望安及其妻廖美琼收到的款项作为流向终止,2017年1月24日,彭望安向杨立鉴转账500万元,案外人彭丽月向魏超转账240万元,合计740万元;魏超向彭望安转账350万元,段亚辉向彭望安转账10万元,合计360万元。2017年1月25日,彭望安向杨立鉴转账500万元;案外人彭丽月向彭望安转账150万元,魏超向彭望安转账350万元,魏超向廖美琼转账200万元,合计700万元。2017年1月26日,段亚辉向彭望安转账150万元。即彭望安所主张借款发生期间,从彭望安及其女彭丽月处流出的款项共计为1240万元,回流至彭望安及其妻廖美琼处的款项共计为1210万元,绝大部分款项都回流至彭望安及其妻廖美琼处。三是从交易时间看,杨立鉴均在收到彭望安转款后极短时间内(6次为1分钟左右,1次为7分钟左右)就将收到的款项转出给了段亚辉、魏超,而段亚辉、魏超同样在收到款项后极短时间内再转账给彭望安、廖美琼及彭丽月。四是从货币的种类物属性来看,尽管货币作为种类物难以进行区分,但经审查上述转账行为涉及的各银行账户,每一次交易行为均呈现出在收到上一环节转账时余额金额低、在极短时间内转出款项后余额金额低的特点,即在发生案涉款项转账行为时段,案涉各银行账户并无其他大额款项往来发生,足以认定在案涉款项交易往来时段各银行账户所进行的转账行为均是针对案涉的特定款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案涉款项的转账涉及银行账户多、交易笔数多,但从交易时间来看,明显前后吻合,即每次交易均能形成完整的交易闭环,先由彭望安将款项转到杨立鉴处后,再由杨立鉴将款项转到段亚辉、魏超处,最后通过段亚辉、魏超将款项转回彭望安处、廖美琼处,完成后再进行下一环节的交易。综上所述,尽管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确实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据》及《还款计划》,但案涉款项所涉及的一系列转账行为的上述特征,显然有违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应是由出借人将约定的借款全部交付给借款人进行支配,而案涉款项所涉及的一系列转账行为显系由出借人先将部分款项转给借款人,借款人在极短时间内将所收到款项全部转出给第三人,第三人在极短时间内再将所收到款项转回给出借人,出借人又利用收回的款项再次转给借款人,并循环往复。尽管转账过程还涉及到案外人廖美琼、彭丽月的银行账户,但廖美琼与彭望安系夫妻关系,彭丽月与彭望安系父女关系,且在彭望安、廖美琼、彭丽月本人出庭接受质询时,明确陈述彭望安的银行账户系由彭丽月进行操作,案涉款项所涉及彭望安、彭丽月的银行账户的转账行为均是由彭丽月按照彭望安的指示进行的,廖美琼的银行账户则仅有一次200万元的收款行为,系在彭望安向杨立鉴转账200万元后约3分钟,通过杨立鉴转给魏超,再又通过魏超转给廖美琼的,故而,案外人廖美琼、彭丽月的银行账户涉及的上述转账行为,均系彭望安的意思表示,所涉及的款项均是案涉款项,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而彭望安主张其已履行了款项出借义务的诉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彭望安主张杨立鉴向段亚辉、魏超转账系杨立鉴向段亚辉、魏超还款的行为,而段亚辉、魏超向其转账系向其还款的行为,即杨立鉴、李璐通过向彭望安举债以此清偿欠段亚辉、魏超的债务,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为杨立鉴、李璐与段亚辉、魏超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并与彭望安建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是尽管杨立鉴向段亚辉、魏超所出具两份的《借条》与其向段亚辉、魏超转账金额吻合,但两份《借条》均是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彭望安明确陈述两份《借条》均系2017年1月25日所书写,而非在是《借条》的落款时间书写,且如此金额巨大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借款行为发生近三年时间未出具书面凭证,却在清偿债务当日后补借条,明显有违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二是尽管彭望安提交了《借款结算书》、《借款确认书》,欲证明其与段亚辉、魏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并未提交确实有效的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段亚辉、魏超亦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就其与彭望安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上述书面结算凭证作出合理说明;三是根据上述分析评判,从交易时间来看,无论是杨立鉴收到彭望安转账后向段亚辉、魏超转账的时间间隔,还是段亚辉、魏超收到杨立鉴转账后向彭望安转账的时间间隔均是非常短的,且案涉款项金额巨大,彭望安先将款项转账给杨立鉴,又由杨立鉴将款项转账给段亚辉、魏超,再由段亚辉、魏超将款项转回给彭望安,且历时三日并经多达数十次转账,以如此复杂的行为方式来达到冲抵杨立鉴与段亚辉、魏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段亚辉、魏超与彭望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非是直接通过三方对账并形成书面清算协议等直接、简单、有效的行为方式,明显有悖于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故彭望安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三,彭望安还主张杨立鉴于2017年1月25日向其归还了150万元,这与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所提上诉主张是相悖的。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则主张该笔150万元系代案外人郑雯归还郑雯向廖美琼所借款项。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案外人郑雯在杨立鉴向彭望安转账该笔150万元之前2分钟内向杨立鉴转账150万元,并出具了《委托书》,载明其委托杨立鉴向廖美琼的丈夫彭望安归还借款,尽管二审中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新提交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红河州中级法院(2018)云25民终502号民事判决对于上述150万元系用于归还案外人郑雯向廖美琼的借款未予认定,但从上述转账行为、案外人郑雯出具的《委托书》以及(2018)云25民终502号案中郑雯的陈述,杨立鉴向彭望安转账该150万元,其真实意思表示显然并非用于归还案涉1000万元款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彭望安的主张及相应银行流水,直至其于2017年1月25日10:53向杨立鉴转账200万元,才履行完毕出借1000万元的义务,杨立鉴在收到该笔款项后15分钟左右就开始向其归还大额款项,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与彭望安所提交的《还款计划》内容相悖。故彭望安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四,至于在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一系列转账行为发生后,尚有30万元差额未转回彭望安处。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主张杨立鉴于2017年3月10日向彭望安转账5万元、于2017年3月13日向彭望安转账10万元(共2笔,每笔5万元)、于2017年3月16日向彭望安转账10万元、于2017年3月27日向彭望安转账5万元,共计30万元,至此案涉1000万元款项已经全部转回彭望安处。上述转账行为均有相应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且与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的上诉主张相吻合,本院也注意到,在上述转账行为发生期间,杨立鉴并无其他与彭望安之间的转账往来,故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因此,彭望安所诉请的1000万元借款关系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提出案涉1000万元款项系为配合彭望安制造流水,并非真实的借款关系,杨立鉴在收到款项后已经将全部款项直接或通过段亚辉、魏超转回给彭望安及其家人的上诉诉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杨立鉴、李璐、杨立轩、集腾地产公司、集腾商贸公司的上诉诉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民初966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彭望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611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76110元,共计152220元,由被上诉人彭望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 锋
审 判 员  方 玲
审 判 员  邓林春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寸杨杰
书 记 员  焦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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