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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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荐人

姓名:易康

法院: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部门:民一庭

电话:

易康,男,汉族,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历任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研究室主任、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四级高级法官。多次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和参与省级、国家级重点调研课题,学术论文曾获全国法院学术研讨会二等奖。2018年获得全省法院综合调研骨干。参与起草了《关于规范民商事二审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的若干意见(试行)》等指导审判实践工作文件。

2 裁判要旨

《民法总则》、《合同法》等均对胁迫作出了规定,胁迫应包括:一、胁迫人主观上有胁迫的故意,二、胁迫人客观上实施了胁迫行为,三、胁迫须具有不法性。胁迫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通过言语威胁及纠缠等方式,虽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但足以导致他人产生恐慌心理,应认定为《合同法》中的“胁迫”,在此情形下形成的合同,应认定无效。本案中胡玉水在与欧阳开国等人发生肢体冲突后,被其一同带离芦溪到达萍乡七星酒店大堂商量双方股权转让事宜,虽酒店大堂属于公众场合,且胡玉水可拨打手机,但胡玉水一直有欧阳开国带来的人跟随,上卫生间也有人跟着,此状态一直持续到凌晨胡玉水在合同签字才结束。虽胡玉水的人身自由未受限,但欧阳开国等人的行为已经达到足以使得胡玉水内心产生恐惧的程度,且客观上欧阳开国等人与胡玉水签订的合同也具有利益失衡的嫌疑。

3 自荐意见

4 推荐意见

该裁判文书对于案件的关键问题“是否存在胁迫”进行了详尽的论证,逻辑严谨,层次清晰,语言流畅,用语规范,对类似案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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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水、欧阳开国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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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3民终3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玉水,男,196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霞,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阳开国,男,196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萍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达,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啸,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建英,女,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现住萍乡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金国,男,197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个体户,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现住萍乡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江西图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妮,江西图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胡玉水因与被上诉人欧阳开国、毛建英、郑金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7)赣0302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玉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霞,被上诉人欧阳开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达、曾啸,被上诉人毛建英,被上诉人毛建英、郑金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贺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玉水上诉请求:一、撤销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7)赣0302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撤销2017年10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法律关系混乱,合同签订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暴力、恐吓下连续发生,而一审法院却刻意割裂事情发展经过,对上诉人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视而不见。事实部分认定有以下错误:1、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欧阳开国个人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长富公司对外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由公司承担,不能因为上诉人是公司法人与执行董事就有义务替代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有意无意为几被上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辩白;2、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且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用非理性词汇作出主观倾向明显的陈述,显然有意针对上诉人;3、长富公司内部资金调动是公司自主经营的权利,不是几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用股份代偿的正常理由;4、一审法院在已有其他法院审理的情况下,一再超越审理权限对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出法外的事实认定;5、有客观视频可以证明上诉人是被绑架上车去向不明,但一审法院描述为上诉人自愿乘坐欧阳开国的车辆去芦溪法院,将几被上诉人串通、预谋动用黑社会劫持上诉人认定为“争执”;6、一审将被告内部为各自利益争论不休、多次修改合同的事实,生硬套在上诉人头上,营造上诉人积极参与合同协商和修改的假想,实则上诉人自始至终不同意股权转让,没有参与合同修改和讨论,但一审判决未认定该事实;7、长富矿业背部资金调动及使用与本案诉争事项没有关联;8、赖福宜、孙旭、涂海涛在本合同中均是受益人,但一审法院采信其证言,而对证人杨某,4证实上诉人一直被控制、人身自由受限,无法离开的事实直接忽略。二、一审判决法律关系上混乱。2016年8月1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是长富矿业与欧阳开国个人之间的资金合作,2017年10月14日《股份转让合同》是欧阳开国与其他股东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两者的主体不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转让公司股权是公司大事件,在没有得到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情况下,该转让行为无效,本合同不仅是可撤销合同,也是无效合同。三、一审法院生硬割裂被绑架劫持的整件事态,只提后半段,断章取义,对胁迫只做生硬的简缩范围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有被社会人员绑架出门的视频,有公安的解救证明,有证人证明上诉人根本无法离开现场的证明,有审计报告和股东会决议证明合同利益失衡,强行要求上诉人用自己的资产为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以上种种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在被胁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一审法院有意割裂整个事情发展过程,只看签订合同的表面状况,而对延续下来的深层次精神压迫只字不提。公安机关将涉嫌绑架的刑事案件当做经济纠纷案件处理使上诉人不在相信公安,更对自己生命安全产生了深切的恐惧,助长了欧阳开国继续使用黑社会手段挟持上诉人达到抢夺上诉人股份的心机,手段从直接使用暴力换成了软禁等隐性暴力,因此,一审法院将调解前与调解后的行为完全割裂是及其错误的,调解前的暴力和精神胁迫转为更为隐秘性更强的精神钳制,对上诉人影响更为严重。五、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对法律规定作出片面狭义的理解。该合同违反公平、等价原则,严重利益失衡,主要体现在:1、合同第三条第一款强迫将上诉人投资额由1400多万元未经正当评估直接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969万转让,利益损失达500余万元;2、合同第三条第2款将上诉人为公司经营垫资1100多万元的债权,强迫上诉人以500万元买断,损失达600万元,强迫上诉人作废原有生效的股东会决议;3、合同第四条第1款、第六条逼迫上诉人退出公司,交出管理权,并用上诉人个人的股权转让款为长富公司集体偿付债务;4、合同第四条第2款逼迫上诉人确认与实际投资完全不相符的赖福宜、熊润红225万元投资款,并强行扣除;5、合同第八条第1、2款及第十一条,逼迫上诉人转让股权后仍要为公司承担债务,这显然与公司法相违背。6、合同第八条第3款强迫上诉人接受几被上诉人安排的公司债务用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相抵消的结果。六、事后上诉人采取的合理的补救措施,证明该诉争合同确系上诉人非自愿签订。上诉人在被胁迫的第二天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事发后第七天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之诉,如果上诉人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该协议,定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权衡,不会再第二天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第七天起诉。上诉人报案、起诉的行为证明了本案协议签订是非自愿状态下签订的,上诉人正是在胁迫解除、出于保护自己利益平白免遭重大损失的最合乎常理的救济行动。七、欧阳开国等几人恶意串通,利用社会恶势力对上诉人殴打、辱骂、胁迫上诉人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具有明显黑社会性质,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一审法院没有响应国家政策更没有依法办案,请求本院查明事实,改判撤销该合同。
欧阳开国辩称,一、合同的签订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没有胁迫行为。被上诉人去找上诉人要求按照法院判决的事项,退还自己的770万元,实在不行就用转让股份来还钱,胡玉水在收到股权款后,一直不按之前的协议履行,整整拖了2年,被上诉人只是希望要回自己的钱;合同签订的地点是由上诉人自己选择的,且七星大酒店一楼是一个公众场合;签订合同在场的人除了上诉人,还有毛建英、郑金国,隐名股东赖福宜、胡玉水的朋友杨某,4等人;整个过程中胡玉水都有杨某,4陪同,且可以自由使用手机;诉争合同也经过双方修改3次,违约金也是按胡玉水的要求约定。二、股权转让款金额是芦溪长富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一起决定的金额,且与胡玉水之前与欧阳开国签订的那份《股权转让协议》相一致。
毛建英、郑金国辩称,一、案涉合同签订过程没有任何胁迫行为。2017年10月13日上午欧阳开国对上诉人不恰当的言行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胁迫行为。虽被告在当天上午进入长富公司办公场所后对被答辩人有过不恰当的言论,但原因是其支付了770万元转让款后未得到任何回报,情有可原,但不能就此认定其存在胁迫行为,而且涉案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10月14日凌晨,再次期间双方还到了派出所、芦溪县法院协调此事。假如存在胁迫行为的话,被答辩人在派出所和法院期间完全可以进行反映。其次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答辩人和欧阳开国未对被答辩人有言语或行为上的威胁。最后,案涉合同签订前,几方进行了充分协商,涉案合同经过了多次修改,并且每次修改后都提供给各方,再根据各方意见修改。二、涉案合同内容没有显失公平。首先,被答辩人同意将长富矿业公司对被上诉人欧阳开国的债务与股权转让款进行冲抵。其次对于公司发生经费,双方在涉案合同中已经重新进行约定。虽被答辩人提供了一份2014年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但该股东会决议没有长富矿业股东毛建英的签字,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会决议应经过全体股东同意才生效,该股东会决议尚未生效。最后,被答辩人的投入与股权转让价格没有必然联系。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经过了所以股东签字认可,属于有效合同。
胡玉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依法撤销原审原、被告2017年10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玉水系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该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投资股东为胡玉水、毛建英、郑金国。该公司另有两名隐名股东为赖福宜和熊润红。2016年8月12日,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富矿业公司)与欧阳开国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长富矿业公司持有名下的芦溪县宗里瓷土矿100%的股权,同意将其中49%的股权转让给欧阳开国,双方同意宗里瓷土矿作价1900万元,故该股权转让价款为931万元。协议签订后,欧阳开国共计汇款770万元至长富矿业公司账户。该770万元到公司账户后,除少部分款项用于矿山修路外,主要款项(600余万元)由胡玉水转至他人账户,用于偿还了股东之间尚存争议的长富矿业公司欠胡玉水经营垫付的资金往来借款本息(大部分支出公司账务无支付凭证)。后因长富矿业公司其他股东即本案毛建英、郑金国不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导致无法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2017年6月29日,欧阳开国以长富矿业公司为被告,毛建英、郑金国为第三人,向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欧阳开国与长富矿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长富矿业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770万元并支付占用该款期间的利息。2017年9月20日,该院作出(2017)赣03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欧阳开国与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长富矿业公司返还欧阳开国770万元;三、驳回欧阳开国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长富矿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在上诉期内向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0月13日上午10时许,胡玉水与其他股东在位于芦溪县长丰乡的长富矿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时,欧阳开国与他人来到会议现场,要求胡玉水履行芦溪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提出要么拿钱,要么签协议,为此与胡玉水发生冲突争执。后欧阳开国等三人与胡玉水以及长富矿业公司副总经理杨某,4乘坐欧阳开国的汽车离开公司前往芦溪县人民法院。经长富矿业公司工作人员报警,芦溪县公安局南坑派出所民警开警车于中途将欧阳开国的车进行拦截,并将胡玉水、欧阳开国等人带至南坑派出所。经该所民警调解,胡玉水与欧阳开国达成协议,均表示不追究对方责任,双方的债务经济纠纷自行协调解决或到法院进行协调解决。用完中餐后,胡玉水与欧阳开国、毛建英、郑金国、赖福宜、熊润红丈夫孙旭、杨某,4等人前往芦溪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未果,之后前往芦溪一家宾馆进行协商,仍然未果。一起用完晚餐后,欧阳开国提议前往其公司进行协商,被胡玉水拒绝,胡玉水提出前往位于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七星商务酒店(通常称七星宾馆)进行协商。当日晚上,胡玉水与欧阳开国、毛建英、郑金国、赖福宜、孙旭、杨某,4等人来到七星商务酒店大堂,协商股权转让事宜至2017年10月14日凌晨。经过反复多次修改,签订了以胡玉水为甲方、欧阳开国为乙方、郑金国、毛建英为丙方的《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51%股权一事,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达成以下条款。甲方将其持有的长富矿业公司51%的股权作价人民币969万元(大写玖佰陆拾玖万元)转让给乙方。因目标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由甲方负责,三方一致认可在甲方经营期间目标公司共发生费用500万元(甲丙双方在此之前签订的关于公司费用的所有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全部资料作废),乙方承担245万元(大写贰佰肆拾伍万元整),该款由乙方支付给甲方。乙方已支付至目标公司的770万元(柒佰柒拾万元整),甲方将其中96万元(玖拾陆万元整)用于修路,剩余674万元(陆佰柒拾肆万元整)视为乙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甲方从目标公司账户汇入乙方账户的30万元(具体金额以双方转账凭证核实为准),由乙方返还给甲方。以上乙方共计应支付给甲方1244万元,品除甲方已实际收取的674万元,乙方还应支付给甲方570万元(大写伍佰柒拾万元整)。甲方同意乙方从股权转让款中扣留225万元,用于支付给赖福宜100万元,支付给熊润红125万元。合同签订过程中,经胡玉水提出,三方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内容为:如甲乙双方拒绝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每逾期一日,则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胡玉水、欧阳开国、毛建英、郑金国分别在该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赖福宜、孙旭、涂海涛以见证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合同签订后,胡玉水以受到胁迫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内容显失公平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合同。在七星商务酒店大堂协商时,杨某,4一直陪同在胡玉水身边,在场众人均能自由使用手机。2018年3月22日,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赣03民终750号民事判决,对芦溪县人民法院(2017)赣03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三欧阳开国是否对胡玉水有胁迫行为,合同签订是否胡玉水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是否为可撤销合同。其二,合同的签订是否显失公平。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对胁迫的认定,应有一方在订约时正在实施胁迫行为的事实,同时该行为导致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胡玉水主张其签订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因为受到胁迫,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胡玉水虽提供了在位于芦溪县长丰乡的长富矿业公司办公场所与欧阳开国发生争执冲突的视频,但在报警后,经芦溪县公安局南坑派出所进行调解处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另胡玉水与欧阳开国等人前往芦溪县人民法院、胡玉水提出前往七星宾馆协商、胡玉水等人在七星宾馆能够自由使用手机等行为,也表明胡玉水并未受到胁迫导致其行为的被动性或不自主。胡玉水提供的证人杨某,4证言可以证实胡玉水在签订合同时未受到胁迫,且协议签订过程中经过原、欧阳开国协商之后反复修改,胡玉水所提出的违约条款也被采纳加入了合同内容。上述情形可以说明胡玉水在签订合同时并不违背其个人的意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胡玉水主张股权转让合同系在欧阳开国胁迫下签订的,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但其并未能提供签约时欧阳开国实施了相关胁迫行为并且其因受到胁迫产生恐惧心理而缔约的有效证据,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是当事人由于非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愿签约而导致的利益失衡,具体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要件。客观方面,应有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或造成利益严重不平衡的事实。主观方面,存在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等牟利的故意。本案中,胡玉水虽提供江西中赣联合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对其出资情况进行说明,但胡玉水的出资情况并不能说明其股权价值。胡玉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的合同违反等价有偿的原则。同时,胡玉水也未能证明三欧阳开国在订立合同时存在利用其优势或者胡玉水轻率、无经验等牟利的故意。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是对欧阳开国与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胡玉水、欧阳开国对于本案诉争合同的内容及后果已经知悉,不存在轻率或无经验的情形。关于胡玉水提出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欧阳开国以对芦溪县长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冲抵应支付给胡玉水个人股权转让款属显失公平的意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确认欧阳开国已支付的77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有600多万元已由胡玉水转移至他人账户,故胡玉水、欧阳开国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上述约定并无不当,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故胡玉水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是显失公平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玉水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9,630元,由胡玉水负担。
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根据上诉人胡玉水的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向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调取了2017年10月13日至14日凌晨萍乡经济开发区七星商务宾馆一楼酒店大堂视频资料及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萍乡市开发区洪山派出所分别向胡玉水、欧阳开国、杨某,4、李金明等人做的询问笔录共计8份,向芦溪县公安局南坑派出所调取了该所对胡玉水、欧阳开国、钟明裕、赖福宜等人做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询问笔录共计5份。
编号为1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于2017年10月16日16:58-20:52对胡玉水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受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编号为2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洪山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5日15:09-15:55对胡玉水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编号为3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洪山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6日11:00-12:19对李金明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编号为4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洪山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6日11:09对杨某,4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编号为5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于2017年10月16日22:10-10月17日00:35对欧阳开国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编号为6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于2017年10月16日17:10-18:50对杨某,4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编号为7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于2017年10月16日20:10-21:50对杨某,4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编号为8的证据为一组证据即《芦溪县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当事人为胡玉水、欧阳开国)一份、芦溪县公安局于2017年10月13日12:40-13:45对欧阳开国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芦溪县公安局南坑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3日12:35-13:20对胡玉水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芦溪县公安局于2017年10月13日12:26-13:10对钟明裕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芦溪县公安机南坑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3日14:25-15:08对赖福宜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编号为9的证据为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于2017年10月16日16:57-19:23对李金明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以上证据中除编号为8的证据系本院向芦溪县公安局南坑派出所调取,其余证据均系本院向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调取。
上诉人胡玉水质证认为:对编号为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提请法庭注意,始终有两个人跟着胡玉水;是否有暴力行为,可以在上诉人提交的视频中反映;关于在七星宾馆的陈述,以法庭上的陈述为准。编号为2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证据1一致。这份证据证实了上诉人并非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编号为3、9的证据,都是李金明的询问笔录,这2份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李在现场感受到了欧阳开国带来的3人的威胁和恐吓,尤其在证据9中,在七星宾馆后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对他说了要么签合同、要么弄死胡玉水,可以体现出胡玉水的处境,始终有人威胁胡玉水和李金明。是李金明报案的,也在整个过程中有意识的保护胡玉水,二人在整个过程中都受到了威胁。编号为4、6、7的证据,杨某,4的询问笔录,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同样证实了在整个过程中上诉人是被欧阳开国带的手下胁迫,在七星宾馆有2个人跟随。胡玉水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对编号为5的证据,对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欧阳开国做的笔录很多地方与事实有出入。对证据8,对欧阳开国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人证言及对其他的笔录中反映出,欧阳开国描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并非是股东要求去法院,是欧阳开国自己要求去法院,当时也是欧阳开国几名手下强行将胡玉水架到欧阳开国的车上,他所说的内容不能采信。对钟明裕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有异议,这个人的身份不明,他自称是长富矿业的职工,实际上长富矿也没有这个人,与欧阳开国陈述的这个人是送材料的人不符,他的身份不明。他连长富矿的其他股东都不认识。其陈述的现场没有人打胡玉水,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掐的胡玉水的脖子。赖福宜陈述的情况,他当时也证实了胡玉水是不肯去的,也反映了当时有拖拽的情况。对编号为8的证据,认为部分还原了当时的情况,但是未完整反映当时的事实过程,避重就轻。当时欧阳开国带了3名不明身份的人,南坑派出所只对钟明裕做了笔录。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人的笔录没有,我们想请法院进一步对此事进行调查。对七星商务宾馆一楼酒店大堂视频资料,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庭审过程中描述的,即在七星宾馆始终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跟随,也证实李金水、杨某,4作证的描述,胡玉水当天如果不签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离开的事实。
被上诉人欧阳开国质证认为:对于芦溪公安局的调解协议及有关资料的证据(证据编号为8),是在签订正式转让合同之前发生的事,但是这个协议,只是因为公司事情扯皮,但是并不能证明我方对胡玉水发生了绑架或暴力的行为。对于萍乡市开发区分局的证据(证据编号为1-7、9):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是在签订合同之后做的询问笔录,是胡玉水为了反悔合同内容而报警的。这些证据也进一步证明了我方当事人并未对上诉人实施了暴力、胁迫等行为,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光盘显示的内容也无法证实上诉主张的事实,现场并没有挟持、强迫的行为。
被上诉人毛建英、郑金国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同意欧阳开国的质证意见。杨某,4的笔录也认可在七星酒店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胁迫、强制行为。对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光盘显示的内容也无法证实上诉主张的事实,现场并没有挟持、强迫的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二审经开庭审理及审查一审案卷材料,本院结合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询问笔录综合认定本案事实,其余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认定构成胁迫行为,必须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具体对胁迫的认定是指行为人通过违法的威胁使相对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因胁迫导致合同可撤销,应符合四个要件:一是胁迫人主观上具有胁迫的故意,即故意实施胁迫行为使他人陷入恐惧以及基于此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二是胁迫者客观上实施了胁迫行为,即以将要实施某种加害行为威胁受胁迫人,以此使受胁迫人产生心理恐惧;三是胁迫必须是现实的、急迫的;四是胁迫具有不法性,包括手段或者目的的不法性。本案中,芦溪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赣03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长富矿业公司返还欧阳开国770万元,该判决书芦溪法院送达给长富矿业公司后,在上诉期间被上诉人欧阳开国带人到长富矿业公司要求胡玉水履行尚未生效的芦溪县人民法院(2017)赣03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为此与其发生语言与肢体争执冲突。根据开发公安分局对上诉人胡玉水作的询问笔录,据胡玉水陈述“欧阳开国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要我支付770万元,我就对欧阳开国说要根据判决将钱交给法院,欧阳开国说,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拿钱,不拿钱就签订一个股东协议,不然就弄死你去。欧阳开国带来的两名社会青年也上前掐我脖子并说,你签字,不签就弄死你。我就说,你就是打死我都不签字,然后,欧阳开国对他带来的两个人说,不签字就抓走,带他到法院去。”(见本院调取的证据1第3页)。此后,被上诉人欧阳开国带来的两个人强行将胡玉水拖上被上诉人开来的汽车上,在长富矿业公司员工报警后,双方在前往芦溪县人民法院的途中被芦溪县公安局南坑派出所民警拦截,双方到派出所做完笔录后离开。其后,双方当事人又到芦溪县人民法院找到案件一审承办人刘建文,刘建文称这个判决还没有到生效的时候,要求双方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办。出了芦溪法院后,上诉人胡玉水就坐上李金明的面包车,随后被上诉人欧阳开国带来的两个人也跟着上了面包车,并要求到芦溪西迪亚酒店继续协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欧阳开国要求晚上去他办公室继续谈,上诉人胡玉水认为不安全提出去七星酒店谈。根据开发分局刑警大队对李金明所作询问笔录的陈述:“去七星商务酒店路上是我开车,载着胡玉水、杨某,4,还有欧阳开国的两个手下一起去七星酒店,其他人坐其他两辆车跟在我车子后面。”(见证据9第5页)此后,在七星商务酒店的协商过程中,根据证人杨某,4、李金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胡玉水报案笔录可以证明,虽然没有限制胡玉水的人身自由,但其不能离开欧阳开国等人的视线范围,并且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上诉人胡玉水,根据开发分局刑警大队对胡玉水所作的询问笔录:“我一直不同意转让公司股权,最后欧阳开国和郑等在未经得我同意的情况下起草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按我在公司投资1244万元,除去欧阳开国注资的770万元,和公司使用的96万元,让我将51%的股权以570万元转让给欧阳开国,我还是不同意,欧阳开国就对我说到这里来了不是你说了算,你不签不行的,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欧阳开国带来的两个男子就跟着我也威胁我,你不签我们会弄死你”(见证据1第7至8页),再此情况下,直到次日凌晨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以上事实有胡玉水、杨某,4、李金明等人在南坑派出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做的询问笔录为证。因此,在整个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过程中,被上诉人是否采取了胁迫手段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虽然《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对胁迫及其效力作出了规定,但未对胁迫的具体含义加以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从司法认定的角度对胁迫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此外,实施胁迫行为的主体既包括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此,上诉人胡玉水已经向法院提供了有关受胁迫方面证据,有被社会人员强行带出公司的视频,有公安机关的解救证明,有证人证明上诉人无法离开现场的证明,有审计报告和股东会决议证明合同利益失衡,并要求上诉人用个人的资产为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是在被胁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签订。虽然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上诉人胡玉水行动自由,手机通讯畅通,上述事实并不能否认胁迫的存在。再次,由于被上诉人等人的实施的上述行为使上诉人胡玉水在心理上产生恐惧,即因为面临损害或将要面临损害,而产生一种惧怕心理,在此心理状态的支配下,使得上诉人胡玉水迫于压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本案应当结合整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过程,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胁迫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胁迫行为,并且胁迫具有不法性,且构成对受胁迫人利益的损害。被上诉人欧阳开国要求上诉人胡玉水履行芦溪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的长富矿业公司返还欧阳开国770万元的民事判决,本可以待该判决生效以后通过双方协商自动履行人民法院判决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方式解决,以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不能采取与法律规定相悖的方式解决纠纷。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玉水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7)赣0302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胡玉水、欧阳开国、郑金国、毛建英于2017年10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79730元,由欧阳开国、郑金国、毛建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 康
审 判 员  黄 薇
审 判 员  严林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曾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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